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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理学家想让抑郁症患者知道的

立秋

心理学家想让抑郁症患者知道的

玛丽亚.斯是一名博士,专门从事神经心理学,同时还是一名科学家,心理学家从事于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的学术医疗中心的。当她对待病人,评估认知功能就是她的工作,因为这对于大多数人来说,意味着思维和记忆。有时候,她也要诊断抑郁症患者,他们会伴有愤怒,怀疑和否定的混合反应。她想对她的病人说她就是临床抑郁症的幸存者。

通常情况下,我会有一些病人在他们50多岁和60岁的时候会开始关注老年痴呆症。他们进来,很肯定自己有痴呆或觉得他们记忆退化了。

我告诉他们,“是的,我从在你那收集的数据来看你确实是有点问题,但我觉得那不是老年痴呆症,而是抑郁症。”

以我个人来说,这是非常好的消息。我很激动的告诉他们他们没有患痴呆症,因为老年痴呆症是不可治的。但这也有点令人沮丧,当病人们知道自己得了抑郁后会感到很失望。因为我就是带着抑郁症生活的,所以我知道这是不致命的也是可治的,而且你可以存在的很有意义。但当他们把这想象成和老年痴呆一样或甚至更糟的病时,那这就会变得很艰难。

有点困难的是我的双重位置,是的,我即是一名医生也是一个病人。你想透露给你的病人的一定不是 - “我知道这是很有效这对我很有用。”的说法,因为心中很郁闷,所以实际上可能会把你的话扭曲为“嗯,你郁闷,所以你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”

我现在恢复的很好,而我试图让人们好好利用可用资源。因为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- 我们拥有一些过去没有的资源。

我第一次意识到我需要帮助实在上大学的时候。我发现自己在受虐的关系中,我到处寻求帮助以摆脱这种关系。所以,当我的治疗师帮助我那段关系后,她也表示担心我可能会患上混乱临床抑郁症。我很同意她的观点。

我被确诊时我才20岁,但我记得那段小孩子难以承受的悲伤的时期。那是我第一次有这种感觉,特别是那厚重的悲伤的感觉,还并没有消失 - 显然我仍然记得这一天,对我这样的孩子来说那是一个大问题 - 那天我最好的朋友决定,她不想和我一起玩。那个时候我才5岁。我很难接受这个消息,但回过头去看,我比我想象的中更加努力的想要去接受这个事实。

当我告诉我的母亲我的诊断结果时,她难过极了。她说,“这真是是一场噩梦。”

那个时候是在我自己国家,我第一次抑郁发作,我想,“好吧,想象一下我会是什么样子。

我的父母是新奇的一代,他们都非常崇尚白手起家的心态。因此,他们不明白为什么我不能感觉好一点。奋斗了几年后还是那样,也就是20年后,我仍然觉得自己在努力教育他们 - 不只是关于抑郁症是什么,还有关于对我来说抑郁症意味着什么。这是种永远不会结束的教育。

对我来说,抑郁症是我实实在在地感受到的胸上的负担一直延续到手臂。我已经知道这种感觉了。我想,如果你有一个以上的抑郁发作经历,那么你就可以开始注意到这些迹象了。

这是一个非常朦胧的感觉,就好像你正在与世界上其它黑暗的隧道的人进行通信,你呼喊,试图与人沟通。你不一定完全理解别人和你所说的。从逻辑上讲,你理解。但你稍微慢了一点。

我知道我很容易抑郁发作,我努力采取措施以避免它。我知道一些会有帮助的方法,尽管我不喜欢做- 运动,与其他人交往。但每过一段时间就不管用了,然后我的情绪就会低落两个多星期,我会感觉昏昏欲睡。然后我就会吃药,表现的和往常一样,然后这个问题就解决了。

用着些可能会再用到的知识生活,我觉得并没有和别人想象的一样痛苦,因为你了解了让它好转或转坏的模式。你熬过的次数越多,你感觉到的生存几率就越大。

这有一种抑郁症很受用的思想。所以,我试图让我自己的思想有用。当其他人在斗争时,如果他们是我的朋友,我会说,“我也在战斗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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